第六屆“劉天華獎民樂室內樂作品征集終評暨頒獎音樂會”在上海音樂廳舉行
老少作曲家齊聚一堂打擂
90.08分!青年作曲家陳欣若憑借一曲《色俱騰》,以優(yōu)勢明顯的得分,在第六屆“劉天華獎民樂室內樂作品征集比賽”上輕松折桂。
作為“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jié)的參演項目,5月14日晚,第六屆“劉天華獎民樂室內樂作品征集終評暨頒獎音樂會”在上海音樂廳舉行,10部民族室內樂新作依次上演,一展中國民樂的當代風采。
本屆比賽由上海民族樂團主辦,自籌備到評獎歷時近兩年,共收到全球范圍96部應征作品。
應征作品里,音樂院校投稿占65%,表演藝術團體占20%,少數(shù)民族表演團體、海外音樂院校及個人各占5%。音樂院校以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星海音樂學院、武漢音樂學院、天津音樂學院居多,也有來自美國、新加坡等國的作品。
經過初評、復評,10部作品進入終評,參賽者既有國家級資深作曲家、音樂院校知名教授、青年教師,也有多所高等音樂學府的學生。老少作曲家齊聚一堂PK打擂,是本屆比賽的一大看點。
比賽要求參賽者從中國文學吸取營養(yǎng),運用中國戲曲音樂素材和中國曲藝音樂素材進行創(chuàng)作,同時,鼓勵作曲家將音樂創(chuàng)作技法的最新成果融入其中。10部作品均由上海民族樂團的演奏家現(xiàn)場演繹。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9位專家評審,終評現(xiàn)場還請來了20位媒體評審、500位大眾評審組成三支評審團,用現(xiàn)場評分的方式,評選出一、二、三等獎,以及最受觀眾歡迎獎、最受媒體推薦獎。
“我們作為評委有時候難免囿于專業(yè)意見,會習慣從專業(yè)的角度去看各種事物,媒體和大眾評審的加入,帶來了一種全新的視角,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學習!痹u委之一、臺灣文化學者林谷芳說,多元化的評審角度,有助于推動民樂和觀眾互動,讓更多人關注民樂及其創(chuàng)作。
挖掘更多有才華的作曲家
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作曲家郭文景是本屆比賽的評委之一。
在他看來,室內樂很適合中國民樂,甚至可以說是最天然的一種形式,“中國的傳統(tǒng)器樂,不管是宮廷還是民間,室內樂都是主要存在的樣式,尤其是民間,廣東音樂、江南絲竹、南音……都有固定的樂器形制和固定的人數(shù)組合!
發(fā)展到今天,中國民族室內樂的人數(shù)多在三重奏到八重奏之間,但樂器的形制早已被打破,非常靈活。
“我認為沒什么問題,作曲家有了更多選擇、更多組合,可以創(chuàng)造出更多形式。你可以全用彈撥、拉弦、吹管,也可以按不同的比例混合,可能性非常多。對作曲家來說,中國民族室內樂比西方經典的室內樂形制,比如弦樂四重奏、鋼琴五重奏,要豐富得多!
在此之前,郭文景和伊朗、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國的民樂演奏家也有過接觸,整體上,他們還是傳統(tǒng)的民間藝人,相較起來,中國的民樂演奏家已經不是民間藝人了,“他們對現(xiàn)代音樂的語匯、記譜方法、寫作技法都很熟悉,也因此,中國的民樂充滿變革精神、探索精神,真是獨一無二的!
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會長劉錫津觀察,1980年代至今,中國民族室內樂的創(chuàng)作歷經了不少變化。
他還記得,1980年代初的全國民樂作品比賽,參賽者基本還是按傳統(tǒng)寫法創(chuàng)作,甚至不少作品是樂隊演奏員寫的,1983年,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的譚盾橫空出世,以一部弦樂四重奏《風雅頌》拿下國際作曲大獎,將中國傳統(tǒng)音樂文化的精髓與西方作曲技法做了突破性的融合。緊接著,他又用先鋒筆法做了一臺中國民族管弦樂音樂會,對民樂系造成極大沖擊。
自此之后,國內的民樂比賽出現(xiàn)了不少新派作品,然而,難聽的不在少數(shù)。
“很多比賽幾乎都是難聽的音樂,這種情況出現(xiàn),說明我們走了一個很大的圈,大家把西方新鮮的技法拿來寫了一些實驗性作品,很新潮,然而音樂人開始思考,是不是到了回歸的時候,回歸到為大眾和社會服務,寫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作品?”
劉錫津觀察,不少作曲家開始回歸,從寫刺激性強的張力大的音樂,變成寫民族化的、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根基相連的作品。
在“劉天華獎”終評當晚,劉錫津在10部作品里聽到了這種變化,“有些作曲家已經不寫那種用數(shù)學計算出來的十二音體系音樂,而是加入了很多中國元素,變成有中國基因的作品。雖然有些作品很糾結,還不成熟,但能看出作曲家的努力!
繁忙的創(chuàng)作和演出之余,還要花精力主辦這樣一場比賽,上海民族樂團團長羅小慈說,壓力大,但值得,“對民樂的發(fā)展來說,創(chuàng)作始終是最核心的部分。我們希望通過比賽,挖掘更多有才華的作曲家,也希望通過專業(yè)樂團的參與,讓這些選出來的作品更易于在舞臺上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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