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留法勤工儉學”中走出的革命音樂家

　　任光（前排右一）與法國華僑合唱團人員的合影（資料照片）

　　五四運動前后，中國興起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高潮，造就了大批各類杰出人才，任光是其中為數(shù)不多的前去學習音樂的學生。任光在法勤工儉學期間，學習了西方的音樂文化和鋼琴技能，為他歸國后從事革命音樂創(chuàng)作和中外音樂文化交流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乘坐“盎特萊蓬號”赴法勤工儉學

　　任光（1900—1941），又名前發(fā)，祖籍浙江寧波，出生在浙江嵊縣一個石刻藝人家庭。他從小喜愛民間音樂，會拉琴、吹號、彈風琴，有“小音樂家”之稱。1917年高中畢業(yè)，考入被稱為東方最大的法式教育中心的震旦大學。任光在該校學習兩年，1919年受五四運動和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影響，決定赴法留學。

　　1919年8月25日，任光乘坐法國郵輪“盎特萊蓬號”從上海啟程。據(jù)《申報》報道，出發(fā)前一天上午10點，在二洋涇橋巴黎飯店舉行了該批50余名留法勤工儉學生的送別會，講話、茶點、攝影后散會。同月（8月14日）還有一批赴法勤工儉學生，有陳毅等70余人，乘坐“麥浪號”啟程赴法。同樣乘坐“盎特萊蓬號”赴法的勤工儉學生，當年（12月25日）有蔡和森、向警予、蔡暢、葛健豪、陳延年、陳喬年等92人，翌年（9月1日）有鄧小平等84人。雖然他們啟程時間不同，但從起點上海到終點馬賽，在歷時1個多月8300多海里的航程中，沿途所經(jīng)歷的域外風情和生活情形應大致相同。

　　1919年10月1日，任光所乘“盎特萊蓬號”抵達馬賽。他由華法教育會安排至里昂亞佛鋼琴廠做工，后考入里昂音樂大學主修音樂理論和鋼琴技能。1924年，他被派到越南河內亞佛琴行任工程師兼經(jīng)理。4年后任職期滿，返回祖國。此時，任光已歷練為一名視野開闊、工作閱歷豐富的高級音樂人才。當時，國內正在興起的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為他實現(xiàn)報國情懷提供了廣闊的舞臺。

　　與聶耳、冼星海等共同從事左翼音樂運動

　　1928年，才華橫溢的任光回到上海，尋找工作非常順利。他給當時中國最大的唱片公司——法商百代唱片公司的經(jīng)理寫了一封法文自薦信，被聘為百代公司音樂部主任，負責選定和制作音樂節(jié)目。其后將近10年，任光充分利用這個職位的有利條件從事革命音樂工作，為中國音樂的民族化、大眾化發(fā)展作出重要貢獻。

　　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時，任光結識了當時住在附近的知名文化人田漢，相互過從甚密，從而結識了許多左翼文化人士。后百代公司因業(yè)務擴大從圓明園路搬遷至徐家匯，他遷居公司附近的新建公寓華安坊8號，獨居上下三層小院，購置私人汽車一輛，看起來氣派有錢，成為當時從事革命文藝活動的安全聚會地。

　　1932年7月，任光代表百代公司音樂部到明月歌劇社審聽器樂合奏節(jié)目，認識樂隊小提琴演奏者聶耳，兩人從此密切合作，觀電影、練唱歌、談新音樂，共同致力左翼音樂運動。根據(jù)聶耳日記，從1933年4月29日晚，聶耳到任光家唱歌，“完全是談了一晚話”。5月1日，他到任光家唱歌，“他（任光）改正我（聶耳）拉提琴的許多錯誤”。

　　1933年春，任光與安娥、聶耳、張曙等組織了“蘇聯(lián)之友社”音樂小組、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探索創(chuàng)作大眾化的中國“新興音樂”。1934年春，他們又成立了劇聯(lián)“音樂小組”，成為左翼音樂運動的領導核心。

　　在參與創(chuàng)建進步音樂團體的同時，任光與安娥珠聯(lián)璧合，作詞譜曲，積極探索他們所倡導的“真正的正確的大眾音樂”，創(chuàng)作了一批旋律優(yōu)美、質樸自然、具有濃郁民族風味的電影歌曲。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34年為電影《漁光曲》創(chuàng)作的同名主題歌，優(yōu)美舒展，“一唱即紅”，奠定了他們在電影音樂史中的地位。聶耳評價：“這支歌內容的現(xiàn)實，節(jié)調的哀愁，曲譜的組織化，以及它的配合著影片的現(xiàn)實題材等，都是使它轟動的理由�！薄捌滢Z動的影響甚至形成了后來的影片要配上音樂賣座的一個潮流。”

　　任光任職百代期間，相繼引入聶耳、冼星海到百代公司音樂部工作，為他們提供施展才華的平臺。他幫助聶耳組建百代國樂隊（又稱森森音樂社、森森國樂隊），樂隊“在滬上表演，曾經(jīng)轟動一時”。為擴大革命歌曲的影響力，1934年10月，任光和聶耳一起舉辦了一場當時極具創(chuàng)新的“百代新聲會”，播放從頹廢消極的《毛毛雨》，到革命歌曲《開路先鋒》《大路歌》《揚子江暴風雨》《新鳳陽歌》等各類歌曲，邀請各界聽眾鑒賞，以事實說明不同內容和風格音樂的優(yōu)劣，引起很大社會反響。1935年，他還邀請冼星海到百代公司工作，冼星�！皾M意這個職業(yè)，因為可以大大地收些救亡歌曲”。

　　他們在百代音樂部工作期間，利用百代唱片公司由外商經(jīng)營、不受國民黨檢查的條件，灌制了包括《義勇軍進行曲》在內的一批革命歌曲，加大了這些歌曲的傳播力度。但是，百代唱片公司畢竟是外商公司，為自身商業(yè)利益，公司屈從當局的壓力，干涉音樂部選曲和制作抗日救亡歌曲，迫使聶耳、冼星海相繼離開。任光作為有資歷的員工，也不能幸免。1936年7月，由于任光主持灌制的《打回老家去》《義勇軍進行曲》《救亡進行曲》等進步唱片，遭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干涉，任光受到公司強烈指責，要求今后所有的歌詞必須譯成英文，上交審查。于是，任光請辭，停職兩個月。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戰(zhàn)爆發(fā)前，因租界當局查明《打回老家去》歌曲作者“前發(fā)”就是任光，為躲避迫害，任光再次奔赴法國。

　　讓中國抗戰(zhàn)歌曲唱響海外

　　任光到法國后，進巴黎音樂師范學院，專攻作曲理論。同時，從事各種音樂文化活動，積極支持中國抗戰(zhàn)及世界反法西斯斗爭。他到中國共產黨設在巴黎的新聞機構救國時報社教唱抗日歌曲，為救濟國內難民舉行募捐義演；出席了由42個國家代表舉行的反法西斯侵略大會，會上指揮華僑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犧牲已到最后關頭》，贏得好評。法國報紙評論：“中國的現(xiàn)代歌曲隱藏著中國的無限希望�！�

　　1938年5月7日，任光參加巴黎民眾歌唱團舉辦的歌詠比賽會，為西班牙受難兒童募捐。他登臺為自己在巴黎創(chuàng)作的《中國進行曲》擔任鋼琴伴奏。當時，法國報紙贊譽：“這次節(jié)目中最成功者，為中國人民作曲家任光先生作之《中國進行曲》，該曲能充分表現(xiàn)出他對于祖國人民抗戰(zhàn)的同情，與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之決心�！痹撉�由法國作曲者協(xié)會選入《世界革命歌曲選》中。

　　1938年10月，他同陶行知一起回國，途經(jīng)香港至武漢，創(chuàng)作反映游擊隊員生活的《高粱紅了》（又名《青紗帳里——獻給游擊隊的母親》）。其后，隨郭沫若領導的國民黨政治部第三廳轉至重慶，繼續(xù)從事抗戰(zhàn)文化工作。

　　1939年5月，受新加坡南洋華僑總會主席陳嘉庚邀請，任光到南洋從事抗日救亡歌詠活動。在新加坡組織星洲合唱團、銅鑼合唱團，舉辦民眾歌詠訓練班，培養(yǎng)歌曲創(chuàng)作人才。他還與新加坡歌林唱片公司聯(lián)系，灌錄有《大刀進行曲》《犧牲已到最后關頭》《保家鄉(xiāng)》《戰(zhàn)時兒童進行曲》等抗戰(zhàn)歌曲，唱片片芯特別注明任光監(jiān)制。

　　1940年4月，任光自新加坡取道昆明返回重慶。后應葉挺邀請，參加皖南新四軍，在新四軍戰(zhàn)地文化處負責音樂工作。他創(chuàng)作了《擦槍歌》和《別了，三年的皖南》，后面這首歌之后改為《新四軍東進曲》，深受新四軍將士喜歡。

　　1941年1月，任光在皖南事變中犧牲，年僅41歲。任光一生留下40多首歌曲、4首民族樂曲和1部歌劇，都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民族性和大眾性。他逝世后，《新華日報》發(fā)表悼念文章，稱他為“民族號手”“人民音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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