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使臣在《燕行錄》中記載,音樂文化在清朝形成繁盛局面
中國與朝鮮山水相連,自古以來交流頻繁關系極為密切,與漢朝建立起臣屬的關系。每年都會定期或不定期來到中國進行朝貢,他們親眼目睹了中國清朝時期的盛況,并將所見所聞如實地記錄在《燕行錄》中。
中國與朝鮮的音樂文化交流最早可追溯到漢朝,這一時期的交流體現在高句麗的鼓吹樂和琵琶樂器,以及王山岳在中國七弦琴的基礎上制作玄琴,并創(chuàng)作的近百首琴曲。新羅時期,玄琴也常被使用在音樂舞蹈活動中,并學習中國的教坊機構設置了音樂機關。
高麗時期,中國宋朝的大晟樂和燕樂傳入朝鮮,在宮廷舉行祭祀或宴會等儀式中加以演奏,在朝鮮音樂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見,朝鮮音樂的發(fā)展在清朝之前就受到了中國音樂文化的熏陶。
《燕行錄》是朝鮮使臣往來燕京時根據所聽所見而記錄下來的文字,書中記錄的文字長短、卷數的多少均不受限制,如實地記錄了1273-1890年朝鮮使臣來往中國的文化交流情況,全集在內容與時間上都極為寬泛,涉及的領域眾多,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清朝時期中國音樂的現狀
音樂文化的發(fā)展在歷史文化的長河中,有著其本身固有的穩(wěn)定性和連續(xù)性,音樂不會因朝代的更替而被取代或滅亡。清朝時期的音樂,在繼承歷朝歷代樂器和器樂的基礎上,在其經濟繁榮發(fā)展、都市興盛的帶動下,還伴隨著西方傳教士的入華傳教,進而中西文化不斷交流碰撞使清朝時期的音樂有了匯集的中心,不僅形式多樣,而且內容也非常廣泛,形成了一個豐富多彩的藝術局面。
一、樂器
清朝時期的樂器有很大的發(fā)展,隨著國家的統(tǒng)一以及各民族間頻繁的文化交流,使這一時期的樂器不再單一,打破了民族間的界限并流入多樣的少數民族樂器。在這一時期應予重視的是琵琶、古琴演奏藝術的發(fā)展,拉弦樂器的多樣化、嗩吶的普及和西方樂器的傳入,這些樂器對中國音樂的發(fā)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琵琶在唐、宋時期就己經流行,當時的琵琶沒有樂譜和演奏家,并未得到重視。在清朝時期,隨著小曲的興盛,琵琶常用于伴奏,而且還加入人聲演唱。一些琵琶演奏家也隨之出現,如萬歷年間的李近樓和湯應曾等。
清朝時期古琴己發(fā)展到高潮時期,其琴學的發(fā)展和古琴演奏技術的提高,使古琴發(fā)展到了新的高度。此時的古琴琴譜刊印的很多,在新作品中較為突出的有《秋鴻》、《平沙落雁》、《漁樵問答》等,其流派分為江、浙兩派。
“胡琴”類拉弦樂器在清朝時期有了較大的發(fā)展。在元代胡琴制作的基礎上,不斷地加以改進形成了多種不同形制、不同音色的拉弦樂器。用來伴奏的板胡、京胡還有四弦的四胡,是隨著民間戲曲音樂的發(fā)展出現的。胡琴類的拉弦樂器被廣泛地使用在各種民間樂器合奏中,豐富了樂隊的演奏色彩。
嗩吶在明朝時期用于軍樂,使用廣泛。清朝時期的嗩吶不光用在軍樂中,在民間戲曲、婚喪嫁娶、喜慶節(jié)日等也用嗩吶伴奏,或是在樂器合奏中與其它樂器一起演奏。
清朝時期,西方的音樂理論、樂器等主要是通過歐洲傳教士的入華傳教而傳到中國,當時在國內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二、樂隊
清朝的統(tǒng)治者為穩(wěn)固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對宮廷音樂十分重視,在繼承歷朝歷代禮樂制度的基礎上,為滿足本朝的統(tǒng)治需求進行了相應的改變,對明代的宮廷音樂所用的樂器進行不斷翻修,沿用了明代宮廷的教坊14制度,其宮廷音樂主要用在宴樂、祭祀、朝會等大型活動中。
并為各種活動規(guī)定了較多的音樂形式,宴樂指的是樂器的合奏樂,祭祀樂演奏中和韶樂、鹵簿大樂;朝會樂演奏中和韶樂、鹵簿大樂、丹陛樂和鐃歌樂。其祭祀樂的演奏規(guī)模通常很大,中和韶樂多達204人,鹵簿大樂是邊走邊演奏的也需116人,朝會樂所用的丹陛大樂也有24人。宴樂的演奏形式按照要求而定,其組成的演奏樂器和人數也有不同。
清朝時期世俗音樂樂隊的組織形式也變得非常豐富。隨著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帶動了民間音樂的繁榮發(fā)展,民間小曲、婚喪禮儀樂、說唱音樂也進一步發(fā)展并出現了許多音樂體裁形式。
其說唱音樂的內容,有民族性的精華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又稱作曲藝。它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是由古代民間口頭文學和歌唱藝術經過漫長的發(fā)展和逐漸變化而形成的。
三、樂理
清朝時期音樂理論方面的成就以樂譜、樂著及音樂筆記等為代表。主要體現在樂律理論、聲樂理論、琴藝理論上。這表現了音樂學家們在各自的音樂實踐中所持有的冷靜與理性態(tài)度以及在音樂探索上的繼承與開拓精神。在這一時期,我國人民在生活實踐中得到了總結使樂律方面有所成就。
朝鮮使臣在燕京的文化活動
一、朝鮮與清朝朝貢制度的確立
中國的文化歷史源遠流長,清朝時期的中國是一個文化發(fā)達的大國,在國際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與許多國家締結“藩屬國”的關系。
清朝時期,朝鮮作為藩屬國,其音樂文化的交流主要是通過“朝貢”的形式進行的,朝鮮每年都會派使臣定期或不定期的來到中國。他們在不受禮制和形式的約束下,將當時的狀況全部真實地記錄并流傳下來,這種“紀實”類型的記錄在全世界都是很難找到的。
二、朝鮮赴清使臣使團概況
清朝時期朝鮮使臣的“燕行”路線基本與明朝時期相同,此行程一般耗時30天,使臣們通常在北京會逗留2個月左右,往返路程大概需要5個月之久。
朝鮮使臣來到清朝,擔負著各方面的任務。在音樂文化方面,則是在中國購買樂器、樂書,向中國樂師學習琴藝等。
使行團中朝鮮使臣利用出使的機會購買了一些中國的書籍,一是為了完成朝鮮王朝政府的求購任務,二是出于朝鮮使臣自身的興趣愛好,在中國的音樂文化“慕華”的情感驅使下,收藏喜愛的書籍回到朝鮮后學習并利用。朝鮮使臣的購物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音樂在朝鮮的流通。
三、朝鮮使臣在燕京的交流活動
清朝時期正值“人臣無外交的時代”,朝鮮赴清使臣在兩國的交流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在使節(jié)團成員中有很多是隨行子弟或是親族,他們都是漢文素養(yǎng)較高的文人和學者,金昌業(yè)、洪大容和樸趾源三人就是以隨行子弟的身份來到燕京的。
他們在完成朝鮮王朝的任務之后,不僅可以用漢字記錄下在京期間的經歷,還以筆談的形式和清朝文人進行交流,并且參觀了西方天主堂,為了更好地學習西方的文化也與西方傳教士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并使之有了“西學”的認知。
清朝時期,天主堂的建立,吸引了許多朝鮮使臣,他們來到中國以后出于各種不同的目的參觀、訪問了天主堂,并與西方傳教士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使朝鮮使臣對西洋文化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傳教士在華傳播西方樂器的貢獻較大,其淵博的學識和才華得到皇帝的重視,使西樂在中國的傳播得到了認同和支持。
朝鮮使臣與《燕行錄》
一、金昌業(yè)的《燕行日記》中的音樂記錄
在清朝一行中,金昌業(yè)將沿途的見聞用文字記錄下來,著書有《燕行日記》、《老稼齊燕行曰記》、《燕行塤篪錄》。其著書收錄多的是漢詩,以描寫中國的山川風貌以及風土人情等,其中也有與清朝時期的年輕秀才交流的記錄。他與文人的交流內容涉獵范圍很廣,如歷史、文化、風俗等但多以詩文來回答,以此來交流感情。
在《燕行日記》中記錄,他在十里堡見到了樂器琵琶,琵琶的腹圓頭長有兩條弦,曲調甚促,他所記載的琵琶實際上是樂器阮。在燕京的崇文門外見到了樂器笙,并請一年輕人吹奏一曲,其聲清婉可聽。
總之,金昌業(yè)在燕行滯留期間,結交了一些知心的朋友,經過一段時間的交流之后對清朝的音樂文化有了新的認知,并發(fā)揮自己的社交能力掌握了與文人之間交流的要領,為后來洪大容、樸趾源等人的燕行之旅奠定了基礎。
二、洪大容的《湛軒燕記》中的音樂記錄
洪大容朝鮮北學派實學思想的奠基人。自幼酷愛音樂、歷法、算數等學問,他是主張利用厚生的北學派思想家,也是彈著琵琶抒發(fā)對大自然熱愛的文人。1765年,此次燕行在北京停留了62天,在清朝時期,洪大容結識了潘廷筠、嚴誠和陸飛三位學士,并與他們結交為朋友,交流最為頻繁。當時他們以筆談的形式交流,使洪大容在思想有了改觀。
洪大容來到中國的時候,西方文化己經隨著傳教士的入華而傳入中國,隨之進入中國的還有西方的天文、歷法以及一些先進的機械裝置。洪大容到天主堂去觀賞西洋的文物并學習,與天主堂內的欽天監(jiān)劉松齡、鮑友官進行了面談,觀賞了一些西洋器物。
西洋樂器“管風琴”、“自鳴鐘”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打開了他的眼界。他對管風琴和自鳴鐘產生極大的好奇,并在《湛軒燕記》的《劉鮑問答》中詳細地記錄下來,記下了關于風琴和自鳴鐘的制作原理、用途以及它的運行原理。
三、樸趾源的《熱河曰記》中的音樂記錄
樸趾源隨其堂兄樸明源率領的使行團于1780年正祖4年來到中國,為慶賀乾隆皇帝的70歲壽辰,歷經3個多月的訪華經歷讓他親眼目睹了中國清朝時期的繁榮盛世。在此期間,他不僅考察了政治、經濟情況,還對中國的音樂文化也進行了考察,與學者王鵠汀、尹嘉銓有多次的交流。
在《熱河日記》中他對中國戲劇表演藝術、以及婚嫁、喪禮等風俗進行了描述;在《射虎石記》一文中有關說唱音樂的記載,彈琵琶唱小曲兒等詞曲的演奏形式及詞的解釋;
在《風琴》一文中追憶了金昌業(yè)、洪大容對風琴的制作及發(fā)聲原理的描述,并對未能親眼見到管風琴而感到遺憾;
在《忘羊錄》一文中,同王鵠汀、尹嘉銓的探討了有關音樂方面的知識,他在與二人談論音樂知識的時候,忘記了羊在烹制,所以將篇名記為《忘羊錄》,在文中他與二人談論了什么是五音、六律?并闡述自己對音樂的理解,詢問洋琴傳入中國的時間,他的好朋友洪大容懂得音律會調弦,可以彈奏洋琴,并將其與多種樂器一起合奏。
由此可見,樸趾源對清朝中國音樂的記錄也是較為詳實的,他所著的《熱河日記》涉獵范圍很廣,是一本十分珍貴的記錄,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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