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書峰：改革開放40年中國民族音樂學研究的歷程

　　自改革開放以來，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一樣，中國音樂學領域在西方新思想、新觀念、新思潮的影響下，開始將西方民族音樂學理論與方法推介到國內(nèi)學界，這在某種程度上拓展和豐富了中國音樂學的理論研究視野。自1980年在南京藝術學院召開的首屆“全國民族音樂學學術討論會”（簡稱“南京會議”）以來，中國民族音樂學研究經(jīng)歷了學術的“認知期”“實踐期”“發(fā)展期”“繁榮期”四個發(fā)展階段。這個過程既是中國音樂學界對西方民族音樂學學科的逐步認知階段，又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研究與民族音樂學兩種學科觀念的沖突、博弈與論爭時期，也是探索與構建中國民族音樂學“中國實踐”（“中國經(jīng)驗”）的過程。綜觀中國民族音樂學近40年的發(fā)展歷程，從學科教學、學科研究、人才培養(yǎng)、對外學術交流以及為傳統(tǒng)音樂文化的傳承與保護等方面均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一、 回顧

　　（一）認知期

　　“認知期”是指1980年至1990年左右，這一時期主要是對民族音樂學學科研究屬性的系統(tǒng)介紹。學者們翻譯了歐美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文獻，介紹了學科的研究特點、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等等。期間，學界出現(xiàn)了高厚永、沈洽、杜亞雄、喬建中、魏廷格、盧光等為代表的民族音樂學家對學科稱謂、學科概念、研究屬性以及學科研究階段進行的論爭，多種學術觀點的出現(xiàn)和對外國文獻的推介等加深了國內(nèi)學界對于學科研究內(nèi)容的認知程度。

　　（二）實踐期

　　如果說“南京會議”的后10年，學者們針對民族音樂學的學科概念、學科研究階段、學科史還在糾纏不清的話，進入1990年之后，中國的民間音樂研究工作者在逐漸認知民族音樂學理論的基礎上，開始結合自己的研究興趣和專題，吸收、借鑒民族音樂學的研究理念和思維從事音樂的實踐研究工作。因此，這個時期被認為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實踐”期（1990年左右至2000年左右）。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以“貴州兵團” 為代表的民族音樂學家群； “音樂地理學”研究成為學術熱點；中國少數(shù)民族多聲部音樂研究取得重要突破；民族音樂學方法論等研究專著的出版；誕生了一部富有開拓性的以族群為單位的音樂志書——《白族音樂志》。

　�。ㄈ�）發(fā)展期

　　“發(fā)展期”主要是指新世紀以來（2000年）至2010年左右，在西方民族音樂學理論的影響下，學科從方法論、宏觀與微觀研究方面進入了一個重要發(fā)展的關鍵階段。進入新世紀以來，從歐美、香港等留學歸來的民族音樂學碩博人才具有的思維多元、研究理念多樣、前沿開放的研究意識給中國民族音樂學的深入研究營造了非常良好的學術氛圍。同時文化人類學的兩部經(jīng)典文獻《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1998）、《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2006）給這一時期的中國民族音樂學方法論研究帶來重要啟迪。這一時期，民族音樂學“香港軍團”的異軍突起，成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民族音樂學研究中一股新生的學術力量。上海音樂學院兩個重要的民族音樂學學術機構（“音樂人類學 E-研究院”“中國儀式音樂研究中心”）的成立，極大地促進和推動了中國的民族音樂學研究。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成果豐碩，中國傳統(tǒng)音樂形態(tài)學研究取得重要突破，系統(tǒng)展開了對民族音樂學田野工作問題的探討。

　�。ㄋ模┓睒s期

　　“繁榮期”主要是指2010年左右至當下，民族音樂學的跨學科研究趨勢逐步走向深入，學術成果大量涌現(xiàn)，中國民族音樂學在方法論與個案實踐方面更具開放性、多元性，一些新思維、新理念、新方法不斷涌現(xiàn)，標志著學科研究全部走向繁榮時期。首先，民族音樂學學科從方法論到具體的宏觀與微觀研究獲得了很多學術成果，在世界民族音樂學的發(fā)展格局中有了重要的一席地位。其次，中國民族音樂學研究人才輩出。然而，我們也看到，中國民族音樂學研究由于跨學科研究理念訴求的逐步深入，導致學科發(fā)展中出現(xiàn)一些學術問題，具體如下：

　　1．民族音樂學學科問題的反思：由于受文化人類學學科理念的影響，民族音樂學研究逐漸偏離了音樂本體的結構分析特點，逐漸發(fā)展成為“去音樂化”研究的學科發(fā)展態(tài)勢。對此，眾多學者撰文對此問題進行批評。

　　2．對于民族音樂學學科問題與方法論思維的批判與反思。這一時期，學科的跨學科對話已經(jīng)成為常態(tài)；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研究、音樂與文化認同、區(qū)域音樂文化研究、歷史民族音樂學研究、音樂口述史研究、城市民族音樂學研究成為學界關注焦點；民俗學研究中的“表演民族志”理論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后現(xiàn)代主義研究逐漸受到學者的青睞。

　　二、 展望

　　面向未來，中國民族音樂學研究需要繼續(xù)拓展學科研究思維、研究視角、研究理念，繼續(xù)深化跨學科互動研究：第一，要繼續(xù)加強歷史與田野互動性質的“歷史民族音樂學研究”；第二，運用“文化反本質主義”思維，重點開展民俗節(jié)慶音樂的身份重建與文化象征變遷問題的思考；第三，繼續(xù)加強應用民族音樂學的理論與實踐研究，為傳統(tǒng)音樂文化的生態(tài)保護與可持續(xù)發(fā)展提供可參照的理論依據(jù)；第四，自我民族志理論與書寫范式應納入中國民族音樂學研究關注的焦點；第五，加強民族音樂學“本土化”相關理論建構研究，為構建中國音樂話語理論體系做出應有的學術貢獻。

　　總之，民族音樂學在中國學界的發(fā)展歷程中，要繼續(xù)堅守學科研究本位、不斷深入跨學科互動交叉研究，繼續(xù)虛心接受學界的批評與質疑，深入完善學科發(fā)展盲區(qū)，為構建中國音樂話語理論體系做出自己的專業(yè)貢獻。同時，學科的發(fā)展也要“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即民族音樂學研究者不但要繼續(xù)進行理論與個案的深入研究，而且要將上述學術成果運用到具體的社會實踐中，為中華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構建和諧生活社區(qū)，推動地方民俗旅游經(jīng)濟的繁榮以及為國家制定相關民族政策，提供可操作的理論依據(jù)。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原題《改革開放40年中國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民族藝術研究》2019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 胡子軒/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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