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有的聲音只是聲音,而有的聲音卻是音樂
音樂扮演著許多角色。它可以讓一整個音樂廳的歌迷敬畏,向一個準情人求愛,或者撫慰一個煩躁的孩子——心理學科學家正在揭示我們與這種親密藝術形式的聯(lián)系有多深。
音樂是普遍存在,世界上每一種已知的文化,似乎都擁有被一些民族志者和民族音樂學家稱之為音樂的東西。而哈佛大學音樂實驗室的首席研究員、心理學科學家Samuel Mehr說,更有趣的是一件事其實是,音樂是如何普及的。
通過分析實驗室的自然歷史歌庫,一個包括全球100多個社會近5000首歌曲和表演的檔案,Mehr和他的團隊已經(jīng)能夠將一首給定歌曲的音樂復雜性提煉成幾個關鍵的維度,如正式程度、宗教目的/世俗目的、積極影響/消極影響。
這些維度標簽創(chuàng)造了與最常見音樂類型相一致的直觀歌曲簇,包括傳統(tǒng)意義上的舞曲、儀式療愈歌曲、情歌、搖籃曲以及心靈或宗教音樂。
Mehr說,這告訴了我們一些跨文化音樂的基本類型,盡管每一種文化產(chǎn)生每一種音樂的證據(jù)都是混雜的,但在一種文化中總是有一定數(shù)量的音樂多樣性。
“在我們的數(shù)據(jù)中,沒有一種文化只產(chǎn)生非常正式的歌曲而沒有非正式的歌曲,或者只產(chǎn)生非常宗教的歌曲而沒有世俗的歌曲,所以這表明,音樂不僅在一個瑣碎的意義上是普遍的,因為它無處不在,而且似乎有一些關鍵的方式,音樂在整個人類社會中都以類似的模式存在。”
這些模式的普遍性意味著人們通常能夠從他們可能很少或根本沒有經(jīng)驗的文化中識別出歌曲的意圖。在一項在線研究中,來自60個國家的750名參與者,對從自然歷史歌庫中隨機抽取的36首歌曲片段的感知目的進行了評分。
這些片段選自一組更大的75種語言118首歌的數(shù)據(jù)庫,來自86個小型狩獵采集、牧民和自給自足農(nóng)業(yè)社會。參與者在完全不熟悉這些歌曲起源社會的情況下對歌曲功能的感知進行了評級——給出的評級與歌曲在所搜集來社會中的實際用途高度相關。
他們在舞蹈歌曲的“用于跳舞”維度上打分很高,在搖籃曲的 “用于撫慰嬰兒”維度上打分很高,對療愈歌曲在“用于治愈疾病”維度上打分很高。不過,在情歌上卻沒有出現(xiàn)這個結果。
世界各地各種文化中都有多樣性音樂存在。
在一項對1000名參與者(其中一半生活在印度,一半生活在美國)的后續(xù)研究中,Mehr和他的同事發(fā)現(xiàn),雖然所有四種歌曲類型在音樂特征上都顯示出確鑿的差異,但有些歌曲比其他歌曲更為明顯。
參與者認為同一組舞曲和搖籃曲具有最獨特的音樂特征;舞曲中更多的歌手、樂器和更復雜的特征很容易與簡單得多且通常由女性主導的搖籃曲風格區(qū)分開來。錯誤似乎也是非隨機發(fā)生的——例如,當參與者將一首療愈歌曲或愛情歌曲歸到另一功能時,通常是因為歌曲具有另一種類型的典型特征,或者該類型在總體上不太明顯。
Mehr在發(fā)表于《當代生物學》(Current Biology)期刊的文章中寫道,共享社交功能的歌曲可能采取類似的形式,因為這些音樂特征有助于放大音樂的社交信號。把眾多的歌手和樂器演奏家召集到一場演出中,可能有助于加強舞曲的聯(lián)盟建設效應;而另一方面,搖籃曲緩慢的旋律可以起到鎮(zhèn)靜作用,有助于降低幼兒的興奮。
不過,這些舒緩的歌曲也不僅僅是為了讓孩子們入睡。在發(fā)表在《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上的一項研究中,Mehr和他的同事進一步發(fā)現(xiàn),嬰兒用搖籃曲和其他旋律來引導自己適應新發(fā)現(xiàn)的社會環(huán)境。
在一項針對32名嬰兒的實驗中,研究人員要求家長在1-2周的時間里,在家里給孩子唱兩首搖籃曲中的一首。這段時期結束時,父母們報告說他們平均唱了76次搖籃曲,5個月大的嬰兒隨后觀看了兩個視頻,由兩個陌生人唱了同樣的歌。
雖然他們在唱歌時對兩個陌生人都同樣地注意,但嬰兒在唱完歌后,會更長時間地注視著熟悉歌曲的演唱者,而那些聽了指定搖籃曲次數(shù)最多的嬰兒注視著這個歌手的時間也最長。
隨后的兩項研究,涉及另一組64名嬰兒,則揭示出那些在兩周內收到唱歌的音樂玩具或視頻電話的嬰兒并沒有表現(xiàn)出這種關注效果。
Mehr說,這些研究結果表明,嬰兒可能會利用父母和身邊其他人唱的歌來了解他們的社交世界。就像記住他們周圍的母語一樣,記住父母唱的歌可以幫助嬰兒確定誰最有可能提供護理。
根據(jù)這些發(fā)現(xiàn),包括澳大利亞麥格理大學的心理科學學會研究員William Forde Thompson在內的一些研究人員提出,人類語言和音樂能力之間的相似性表明,這些功能可能來自一種共同的原始語言。
演化生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是最早提出音樂原語在人類演化史上的某個時間點上同時分裂為指稱性語言和情感性音樂的人之一。
Thompson解釋說,這種更為簡化的交流系統(tǒng),可能類似于長尾猴等哺乳動物向部落其他成員傳遞危險信息的方式。例如,這些靈長類動物在草叢中有蛇的時候會發(fā)出一種特殊的緊張聲音,促使它們的部落成員爬到樹上;另一種聲音則提示有一只掠食性鷹的存在,促使猴子們避開更多暴露在外的樹枝。
Thompson對患有先天性丘腦或聲調耳聾的人所做的研究也表明,負責人類音樂性的官能與負責情緒性言語的官能之間存在著聯(lián)系。在一項關于情緒韻律——反映說話者情緒狀態(tài)的音調變化——的研究中,12名先前被診斷為失歌癥的參與者和12名正常參與者,被要求區(qū)分16組表達快樂、悲傷、恐懼、惱怒、溫柔和沒有情緒的短語。
總的來說,平均77%的測試中,失歌癥組對陳述的情感韻律進行了正確分類,這個準確率比另一個組低10%。然而,準確度在不同情感間差別很大。盡管患有失歌癥和不患有失歌癥的人都能以相似的準確度檢測出恐懼和情緒中性的陳述,但失歌癥參與者在檢測快樂方面的準確度要低20%,他們也很難區(qū)分悲傷、柔情和激怒。
與Mehr對跨文化音樂特征的發(fā)現(xiàn)相似,這些曲解似乎反映了陳述中情感韻律的聽覺重疊。受試者最容易混淆具有相似強度和持續(xù)時間的情緒陳述,將悲傷誤認為柔情,將激怒誤認為恐懼,將快樂誤認為中性。
音樂的類型和它們所服務的目的可能在不同文化之間有著相似之處,但我們個人對音樂的反應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而諸如死亡金屬這樣的類型音樂就是一個例證。
這一流派的歌曲通常包含描繪真實或想象的極端暴力時刻的歌詞,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由于擔心這種音樂可能對聽眾產(chǎn)生的影響,而使得大眾給它打上了“撒旦恐慌”的標簽。但Thompson的研究表明,死亡金屬歌迷可能不會因為評論家的說法而遷怒自己喜歡的歌。
Thompson認為,一方面,某一特定流派的歌迷和非歌迷對這種音樂的體驗大不相同。在他的研究中,97名不喜歡死亡金屬的大學生在聽了諸如食人尸樂隊的“Hammer Smashed Face”和尸檢樂隊的“Waiting for the Screams”等歌曲后,報告了緊張、恐懼和憤怒的情緒。但48名自稱是死亡金屬迷的學生報告的體驗則要積極得多,包括對權力、快樂、和平、奇跡、懷舊甚至超越的感覺。
平均而言,死亡金屬歌迷在宜人性和嚴謹性(來自大五人格特質)上的得分略低于非歌迷們,但在人際反應指數(shù)上的得分相似,表明在對他人的移情方面沒有組間差異。在開放性上得分最高的歌迷,也更有可能報告自己感受到了更高水平的力量和快樂。
當被要求描述死亡金屬的音樂特征時,歌迷們也更傾向于繞開那些被非歌迷們描述為“可怕而強烈”的寫實歌詞,而將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技術元素上,比如“令人印象深刻的……快節(jié)奏、調低的樂器和爆炸節(jié)奏”。
Thompson總結說,這些發(fā)現(xiàn)表明人們聽音樂可能出于很多不同的原因,他們可以體驗到與我們所預期的完全不同的音樂。這一發(fā)現(xiàn)提醒我們在面對某個類型的個體時,要多考慮他們的聽音樂習慣。
藝術是主觀的,這一事實意味著,別人覺得是音樂的一連串聲音,你未必這么想。阿肯色大學音樂認知實驗室主任、心理科學家Elizabeth Hellmuth Margulis認為,有一些特征鼓勵我們的大腦將一組特定的聲音感知為音樂,即重復。
言語和寫作中的重復,常常讓我們覺得刺耳——甚至在語義飽和的情況下,還會導致單詞“失去意義”。但Margulis的研究表明,同樣的特征可以把原本簡單的一系列聲音變成音樂。
心理科學學會研究員Diana Deutsch(來自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先前的研究表明,簡單地重復一個口語短語可以改變人們對話語的感知,使之從語音轉到歌曲,這種現(xiàn)象被稱為語音-歌曲錯覺。不過,當這個短語的音節(jié)排列不整齊時,Deutsch就沒有發(fā)現(xiàn)這種影響的證據(jù)。
最近的一項后續(xù)研究中,Margulis和合作者Rhimmon Simchy Gross(來自阿肯色大學)研究了這種錯覺是如何延伸到非語言聲音的。研究人員讓58名學生聽環(huán)境聲音,從大黃蜂嗡嗡聲到破冰噼啪聲,再到鏟子拖過地面的刮擦聲,等等。20種聲音中的每一個都被重復了7次,形成一個10秒的剪輯。
在聽了原始的、未轉化的片段后,一些學生接著又將同一個片段聽了8次,而其他學生則聽到這個片段的8個“混雜”版本,其中聲音在不同時間點被循環(huán)和中斷。在聽完每一段10秒剪輯后,參與者會針對剪輯的音樂性從1(聽起來完全像環(huán)境刺激)到5(聽起來完全像音樂)進行評分。
正如Deutsch研究所揭示的一樣,Margulis發(fā)現(xiàn)剪輯重復的次數(shù)越多,參與者就會認為這種環(huán)境刺激更具音樂性。與之前研究的不同在于,參與者還報告說,無論聲音是如何轉換的,他們都經(jīng)歷了這種“從聲音到音樂的錯覺”。
這表明,語音-歌曲錯覺可能是語義飽和抑制了重復單詞和短語的意義,使它們被認為更有音樂性。當短語的語言意義被打亂其組成詞的結構所破壞時,語義飽和就不發(fā)生了,音樂的效果也就消失了。然而,這一點在環(huán)境聲音上似乎并非如此。
“經(jīng)過重新排列的一系列水滴仍然只是一系列水滴,”Margulis寫道,“重新排列聲音的各個組成部分不會改變源標識。”
這些現(xiàn)象突出了重復在音樂中的基礎性作用,無論是單首歌曲,還是在一遍又一遍地聽同一首歌曲,《心理學前沿》(Frontiers in Psychology)期刊中Margulis指出。與我們用來紀念節(jié)日和其他重大事件的儀式類似,音樂中的重復可以使我們進入一種“特殊的精神狀態(tài)”,在這種狀態(tài)下,我們專注于一個動作或刺激物的低級屬性——此處指的是熟悉的歌曲或聲音中音調和節(jié)奏的變化。
重復聽也會導致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更大尺度的元素上,比如抒情短語和歌曲結構,第一次聽的人可能不會注意到這些。
Margulis在皮博迪音樂學院學習鋼琴,作為一名演奏家的經(jīng)歷啟發(fā)她提出一些問題,涉及到在練習室、教學工作室和舞臺上發(fā)生的一些更難以捉摸的事情。
“音樂家傾向于用手勢和隱喻來思考音樂,但研究人員通常用量化的、可測的屬性來思考音樂。真正令人興奮的事情發(fā)生在你試圖來回切換于這些理解模式之間的時候!
Jonathan Berger是斯坦福大學音樂與聲學計算機研究中心的作曲家和音樂教授,他在兩個世界都有自己的“聽力”。
作為一名作曲家,Berger的作品包括單曲“My Lai”,一部反映越戰(zhàn)期間美軍士兵在My Lai村屠殺500多名平民的獨唱,以及“Swallow”這種電子弦樂四重奏,這首五樂章作品的靈感來源于鳥的啁啾,也就是它們用來交流的咯咯聲。
作為一個自稱的“業(yè)余研究者”, Berger的音樂參與研究項目揭示了音樂感知和表演的神經(jīng)機制,以及聽眾如何參與個人歌曲。
在一項由音樂與聲學計算機研究中心科學家Blair Kaneshiro領導的探索性研究中,13位受過至少5年訓練的音樂家在聽大提琴協(xié)奏曲的同時接受了生理反應測量。結果表明,音樂家的皮層反應(通過腦電圖測量)、呼吸頻率和皮膚電流反應(而非心率)與協(xié)奏曲中的音樂高潮相關,如大提琴的第一次進入、意外停頓或管弦樂高潮。
不過,這些數(shù)據(jù)是從只聽一首歌的相對較小參與者群體中收集的;為了進一步探討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接觸音樂的,Berger、Kaneshiro和同事求助于Shazam,一個幫助用戶識別周圍播放的音樂的網(wǎng)站和移動應用程序。
研究人員分析了2015年公告牌雜志年度熱門百強排行榜前20首歌曲的188.3萬個查詢時間戳,其中包括通過月球漫步樂隊的“Shut Up and Dance”和周末樂隊的“Can’t Feel My Face”等熱門歌曲。
數(shù)據(jù)顯示,用戶最有可能在人聲開始和第一次合唱開始后不久搜索歌曲。但是,在一首歌的生命周期中,重要的音樂事件和聽眾參與度之間的關系繼續(xù)發(fā)展——隨著歌曲變得越來越流行,聽眾們會一上來就開始搜它們。
研究人員指出,用戶查詢的時間并不一定意味著這些音樂特征是這些歌曲中最有趣的地方,而只是它們第一次使聽眾覺得有趣、需要了解更多的地方。
這些興趣點,無論是由樂器演奏、聲樂技巧或節(jié)拍下降所激發(fā),通常都會引起一個基本的反應:驚喜。
“對期望的操控是作曲家創(chuàng)作的核心,”Berger解釋道。
他認為,音樂家們通過在一首樂曲中改變音調、音量和時間,直觀地創(chuàng)造出這些令人驚訝的時刻,但這些期望有沒有真正形成的實際過程仍然是神秘的。目前對音樂參與的這一基本方面的研究仍然有限,Berger和其他人還在繼續(xù)尋找新的方法,將這個課題和其他聲學奇跡帶入實驗室。
中音在線:在線音樂學習門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