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音樂志和民國鋼琴志中的趙元任

　　在有關民國音樂志和民國鋼琴志的相關書籍中，開篇都不能不提趙元任�？梢�，趙元任在民國音樂界的地位之高和影響力之大。

　　趙元任（1892—1982），民國最知名的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他是公認的曠世博學奇才，還被稱為罕見通才、一個“文藝復興式的智者”。他是“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之父”，也是中國現(xiàn)代音樂學之先驅。有人這樣評價趙元任，“這是一位能把科學、語言、藝術與人生融為一體，把科學精神與人文情懷體現(xiàn)得那么淋漓盡致的真正大師”。

　　趙元任精通各種樂器，終身與鋼琴為伴。在他存世的6首短小的鋼琴作品中，有風格比較典雅的小眾“雅樂”，如《偶成》（1917）和《八板湘江浪合調》（1915）。其中，鋼琴曲《偶成》刊登在《科學》雜志上，這首曲子用他熟悉的天津傳統(tǒng)調子，手法具有中國民族化特征�！栋税逑娼�浪合調》有學者認為是鋼琴曲，也有學者認為是為風琴創(chuàng)作的曲子，更有學者認為是為兩種樂器而作。筆者倒是傾向于最后一種觀點，為兩種樂器而創(chuàng)作。樂曲彈奏關鍵在于掌握其神韻，至于使用的具體工具并不是關鍵所在。在趙元任這里，雅俗共賞才是他音樂追求的真諦，在這兩首典雅的鋼琴曲基礎上，他又比較通俗接地氣地創(chuàng)作了4首大眾“俗樂”，即《和平進行曲》（1915）、《小朋友進行曲》（1919）、《結婚進行曲》（1928）和《二部創(chuàng)意曲》（1930）。有學者認為《二部創(chuàng)意曲》帶有習作性質，但并未給出任何判斷依據。也許是太過隨意，未經雕琢，讓人理不出頭緒，只能算是習作。其中，《和平進行曲》是趙元任1915年1月發(fā)表在《科學》雜志第一卷第一期的一部作品。就目前的研究來看，這是中國第一部公開發(fā)表的鋼琴作品。在《民國鋼琴志》一書中，說他是目前所知的第一位寫鍵盤作品以及鋼琴作品的華人，也有學者盛贊其為“中國的舒伯特”。民國著名音樂家蕭友梅的《夜曲》《哀悼進行曲》這兩部較早的鋼琴作品則創(chuàng)作于1916年，稍晚于趙元任。

　　從音樂實踐到音樂理論，這體現(xiàn)著他鮮明的兼容并包的“中國派”音樂理想。從創(chuàng)作實踐來說，趙元任創(chuàng)作的曲子都是用自己的感受力在創(chuàng)作，在嘗試各種可能的創(chuàng)新路徑。必須有情，始可寫曲；情之所至，曲之所起。趙元任學生時代開始寫歌，就其作品受歡迎程度來說，可算得上民國著名流行音樂人、中國流行音樂的鼻祖。他一生創(chuàng)作百余首歌曲或者說100多首留史的音樂作品，其中與劉半農合作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是他最著名的作品，意韻悠長，穿越時空，流唱至今。有學者認為，趙元任的藝術歌曲是民族化取向下中國藝術歌曲鋼琴伴奏發(fā)端。這位民國時期的中國流行音樂之父，始終遵循著雅俗共賞、自美其美、美美與共的音樂創(chuàng)作原則，發(fā)乎天性般地讓人感受到音樂的曼妙。語言學家與音樂家的雙重身份，造就了他對音韻的獨特敏感性，各種聲音元素運用較多。既然音樂是副業(yè)，當然可以做個率性“玩家”，為何要走尋常路？

　　趙元任的詞曲既有《教我如何不想她》那樣舒緩浪漫的抒情之作，也有高昂奮進的愛國歌曲。在民國時期，很多人都愿意唱他寫的《盡力中華》，其中“同氣同聲、同調同歌；同種同胞、同志同心……都提起精神來振作振興中華”，至今仍能從詞曲中感受到中華民族團結前進的力量。趙元任有學者溫文儒雅的一面，也有革命進步的一面，主要表現(xiàn)為他為反映無產階級勞苦大眾悲慘生活的詩歌譜曲。如《揚子江上乘船歌》《織布謠》《勞動歌》，也有反映社會時事的作品，如《嗚呼三月一十八》，這部作品主要反映被魯迅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慘案”，是20世紀20年代反映民主革命現(xiàn)實斗爭的名篇佳作。他創(chuàng)作的作品始終堅持洋為中用的原則，積極創(chuàng)作符合中華民族審美習慣的音樂作品，探索中華民族音樂派的多聲創(chuàng)作手法。據此，也有學者認為，其音樂創(chuàng)作的主要貢獻是以新詩為歌詞的具有高水準的藝術歌曲。趙元任的聲樂創(chuàng)作所體現(xiàn)出的民族性和時代性成為其藝術創(chuàng)作的顯著特征。

　　從音樂思想史來說，民國音樂是中國音樂西學東漸和中西音樂交匯互鑒的重要時期。在中國音樂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期，趙元任融通中西音樂的開創(chuàng)性不容置疑。我曲由我心，我詞出我口。趙元任的樂曲處處抒發(fā)的是自己的真性情，情隨心動，不拘一格。真情最能感動人，震撼人。不論是專業(yè)人士，還是普通民眾，都會被其樂曲中的真誠打動。他在1916年10月《科學》雜志上發(fā)表《說時·音樂時》，闡述了他音樂思想的精神追求。他認為，其一，從古代音樂的性質而言，“古樂惟用于宗廟大典而已”，“士大夫猶以禮樂自侈，也可悲也”。古代音樂都是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是統(tǒng)治階級身份的象征，是封建等級思想的集中體現(xiàn)。其二，從音樂的應用性入手，他說“樂之淫正，民族之興亡系焉”，“夫樂，國之情也”。音樂應該成為振奮民族精神和提升國家凝聚力的紐帶，音樂要反映國情和民情，音樂要為國家和大眾服務。音樂要通過自身反映思想內容，要肩負起民族興亡的一份責任。其三，就中國音樂的發(fā)展來說，“欲救今樂之失復古襲西當并進”，“西樂則當盡其所能”，他認為要彌補當今音樂發(fā)展之不足就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尤其要積極吸收西洋音樂之所長。音樂家蕭友梅曾盛贊他替我國音樂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紀元。

　　各種內容風格多元統(tǒng)一于一個音樂人，各種專業(yè)被完美打造系于一位學者，叫我們如何不仰慕？大多數的普通人在一個專業(yè)領域能取得較大成就都絕非易事，可是趙元任卻在多個專業(yè)領域建樹卓然，所以人們給他冠以數學家、語言學家、翻譯家、哲學家、邏輯學家、音樂家等頭銜，名副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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