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音樂學院趙維平教授古樂復原成果初顯，講座再現(xiàn)“盛世絕響”

唐代佚名絹本墨筆圖《唐人宮樂圖》

　　絲綢之路上流傳、至今仍留存于世的我國古代琵琶譜、笙譜、笛譜等，是研究絲綢之路音樂學者們關注的焦點，亦是尋覓千古唐音的核心。

　　千年古樂，客觀復原。由音樂學系主辦、作曲指揮系與民樂系等協(xié)辦的“建黨百年華樂輝煌”系列學術講座之第一講——《絲綢之路上的唐代音樂及當代啟示》日前在學術廳舉行。

　　本場講座由音樂學系資深教授趙維平老師主講，講座構筑在他多年對于中國古代音樂史的關注研究，力求對古代唐樂進行符合史實的復興。

　　趙維平教授

　　【系列講座】

　　“建黨百年華樂輝煌”系列講座是音樂學系策劃、醞釀已久的重要項目，也是學院黨史教育的品牌項目之一，旨在探索真正能夠代表中國音樂之文化內(nèi)核與精神的音樂形態(tài)，為中華民族復興大業(yè)添磚加瓦。

　　該系列講座的策劃與開展，正契合樹立文化自信的時代主題，亦能一展我們?nèi)A夏兒女的歷史英姿與民族風貌。本場講座由音樂學系書記李小諾研究員主持。音樂學系系主任王丹丹教授、民樂系系主任劉紅教授、作曲指揮系副主任陳牧聲教授等出席此次講座。

　　絲路唐樂

　　唐朝距今雖已千年之遠，但這段曾經(jīng)無比輝煌繁盛的史詩，貫通中歐乃至世界文明與經(jīng)濟交流的絲綢之路，卻在人類歷史上留下永恒的印記。

　　隨著西漢張騫開通絲綢之路，大量胡樂（包括音樂體裁、樂器、宮調(diào)理論等）傳入，使得我國在自漢至唐的一千年間迎來了雅俗胡三樂鼎立、胡俗樂交融的音樂盛期。

　　盡管胡樂自宋以后便逐漸淡出歷史音樂的舞臺，但它所帶來的影響卻隨著“天寶十三載改諸樂名”一事滲透及內(nèi)化至我國古代的音樂文化當中。

　　1938年，日本學者林謙三對于《敦煌琵琶譜》的研究與解讀是唐樂復原的開端。上海音樂學院是國內(nèi)古譜解譯、古樂復原的重要基地，20世紀80年代，葉棟教授的《敦煌琵琶曲譜研究》一文的發(fā)表掀起了古譜研究的熱潮，此后，陳應時等學者也紛紛加入古譜研究的行列，開啟了古譜研究的浩大工程。

　　古樂復原至今已有近百年的艱辛歷程，成果與爭議并存，如何更為客觀地呈現(xiàn)唐樂的真實樣貌，仍是現(xiàn)階段重要的課題之一。

　　古樂復原

　　古樂復興任重而道遠。明清之前的中國古代音樂史，沒有任何音樂音響留存下來，是“無聲的音樂史”。

　　趙維平教授指出，必須在明確古代音樂的歷史背景、所用樂器及樂譜形態(tài)的基礎上，以嚴謹切實的態(tài)度面對復興古樂。制作符合當朝當代之形制和奏法的古樂器，秉持相對客觀立場解讀下的古樂譜，是古樂復原的兩大關鍵。

　　能夠代表絲綢之路音樂典型特征的樂器，包括箜篌、四弦曲項琵琶、五弦直項琵琶、橫笛等等。這些樂器大部分均未流傳、沿用至今，僅有極少數(shù)幾例被保留下來，成為認知中國古代音樂的關鍵物證。

　　唐代四弦琵琶

　　趙維平教授講道，作為絲綢之路終點的日本正倉院，正是目前較完整地保存了我國古代樂器、樂譜的基地，正倉院中保留著大量中國8世紀中葉以前的各類古樂器，如四弦曲項琵琶、五弦直項琵琶（螺鈿五弦直項琵琶）、阮咸、尺八、十七簧吳竹笙等。這些原件，對于我們研究中國古代音樂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

　　經(jīng)過多年努力，趙教授搜集了近兩萬頁的高清樂譜，并先后復原了四弦曲項琵琶、五弦直項琵琶、箜篌、橫笛、羯鼓等30余件樂器。

　　復原樂器展示：箜篌

　　此次，趙教授精選三首古曲，攜特邀演奏嘉賓上海大學音樂學院教師張曉東、上海音樂學院打擊樂碩士研究生張佳婧、上海音樂學院青年竹笛演奏家及教師魏思駿以及上海音樂學院碩士研究生樊榮，為在場師生及線上觀眾展示了古樂復原的初步成果。

　　上演曲目包括《石上流泉》《長沙女引》及《又慢曲子西江月》。

　　1、石上流泉：曲名見于《碣石調(diào)·幽蘭》卷末，曲譜載于藤原師長編撰琵琶譜《三五要錄》返風香調(diào)。同名古琴曲譜最早見于明代譜《琴譜正傳》。本次由曲項琵琶演奏。

　　2、長沙女引：記錄于20世紀初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帶走的經(jīng)卷中（P.3808），曲譜用唐時的“琵琶二十譜字”記寫，本次由箜篌演奏。

　　3、又慢曲子西江月（敦煌琵琶譜）：記錄于20世紀初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帶走的經(jīng)卷中（P.3808）第二組，本次由曲項琵琶、簫、豎箜篌、打擊樂共同演奏。

　　樂音中呈現(xiàn)出完整的五聲及七聲音階，亦夾雜著特征性的小二度、增四度音程，令人沉浸于西域胡樂與我國華夏音聲的絕妙碰撞之中�；蛟S，這正是海納百川的盛世絕響。

　　唐樂重奏復原：《又慢曲子西江月》

　　唐樂的再構造

　　趙維平教授對唐樂之再構造路徑提出了重要見解。

　　中國古代的樂器發(fā)展，根據(jù)不同的時代背景與歷史脈絡，呈現(xiàn)出豐富的特征性。周代作為我國的第一個音樂發(fā)展高峰，誕生了我國最早的樂器分類法：八音分類法，周代的樂器已包含金類的鐘、镈，石類的磬，土類陶鼓、陶塤，革類的應鼓、建鼓，絲類的琴，木類的柷、敔，匏類的笙，竹類的簫、笛等等樂器。

　　而隨著多元音樂融合時期的到來，大量的胡樂器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原地區(qū)，與我國固有的樂器一齊在宮廷音樂的舞臺上大放異彩。此時，傳來的胡樂器包括琵琶、箜篌、橫笛、篳篥、羯鼓、毛員鼓、都曇鼓、答臘鼓等等。后至宋元，整體歷史音樂特征與表演受眾群體等多方面的變化，使得我國的音樂形式、樂器等均迎來了新的發(fā)展局面，許多原先未被重視的樂器開始嶄露頭角，不同樂器組合亦構成了多樣的器樂合奏形式，民族音樂綻放時期由此到來。

　　龜茲石窟巖彩壁畫

　　中國的樂譜對于古代音樂史研究，對于打破古代音樂史長期被稱為“無聲音樂史”之局面而言意義重大。對于大量樂譜漂泊海外的現(xiàn)狀，趙教授極為痛心，中國作為樂譜大國，卻未保存下諸多重要樂譜。也因此，趙教授曾多次赴海外考察、研究散落的中國古代樂譜，并進行多方資料搜集，終于在2018年建成了“中國與東亞古譜研究中心”與“中國與東亞古譜數(shù)據(jù)庫網(wǎng)站”，為國內(nèi)的古譜研究提供了珍貴的樂譜史料。

　　敦煌琵琶古樂譜

　　趙維平教授認為，古樂之復原、重構有三個最基本的條件：1、古樂器的延續(xù)傳承；2、古樂譜的傳承與使用；3、音響的傳承。只有滿足這三個條件，才能愈加客觀、真實地進行古樂復興。

　　尋覓唐樂之蹤跡是一項極為浩大的工程，趙維平教授堅信，在一代代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必然會追尋到真正的華夏遺音。

　　“在兩千多年前的西漢，張騫在大漠蹉跎十數(shù)年，只為打通中原與西域的商路，也拓寬了兩方人民的視野；在中國共產(chǎn)黨已然走過的一個世紀的歲月中，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櫛風沐雨砥礪前行，方能得見今日輝煌；在如今的新時代，我們更要秉持一代代前赴后繼仁人志士的信念和理想，薪火相傳，努力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古絲綢之路上，建起新的絲綢之路經(jīng)濟帶，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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